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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农信社改制之困

  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同时也是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达到1000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和湖北等7个省(市)已全面完成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占农合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统称)的44.4%,资本、资产和利润分别占农合机构的66.7%、63%和70.5%。
  
  早在2010年,银监会表示,将不再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也要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自此,农信社实行股份制改造、华丽蜕变为农商行的大幕打开。6年后的今天,全国还有1300余家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亟待完成。未来,这一波农信社将面临着改制为商业银行的蜕变考验——不仅是改制,更是来自转型为商业银行后的涅槃重生,经营和管理的全面挑战。
  
  面对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同业竞争白热化的巨大冲击,农信社顺势而为,通过加快产权改革、完善法人治理、调整转型策略,向着现代商业银行稳步迈进。总体来看,农商行无论是在机构网点,还是经营规模方面,在涉农金融机构里面发展均较为快速,但由于其定位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三农",服务小微”,农商行的政策任务较重,在新业务拓展和相应风险管理能力方面仍显不足,在商业银行领域的竞争力不强。
  
  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是“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农商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三农”基因,“三农”始终是农商行的生存之本、立行之基和发展之源。但从现实来看,农商行的信贷分层情况非常严重。农业占当地GDP很低的一些省市,农商行资产过千亿的很多,其信贷服务对象也与以往有所不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城中村改造速度的提升,城市周边的农村、农业、城中村的农民已逐渐从完全的农村、农民变为新型社区和居民。户籍结构的改变,促使新型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城市中的农商行如何定位?以笔者曾经采访过的武汉农商行为例,其整个资产规模现在是两千亿,信贷资产跟非信贷资产对半分。据武汉市委、市政府的规划,截至2018年,153家城中村要全部改造完成,这其中90%是武汉农商银行支持的。2007年,武汉农商行参与了城中村改造项目,并开发了城中村改造贷款,设计了一整套办法流程,目前累计发放接近500亿。城中村贷款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房地产开发,但目前在银监部门统计中还是纳入到房地产开发贷款,导致武汉农商行房地产贷款占比达23%,超过银监会监管要求,一超就要压,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笔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有农商行通过成立投资公司,采取“投贷联合”的方式来化解这些难题。这些农商行在服务定位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城中村”的农民变为市民,要不要服务?二是农村土地被全部征用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发展农业已没有了空间。三是原有的农村被新型社区取代,没有了“三农”的基础,如何“服务三农”?只有与时俱进地在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的进程中,为农商行重新进行服务定位。
  
  近几年,不仅仅是农商行,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和收入结构都发生着急剧转变。这个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能否成为一个趋势以及发展过程中对银行自身的挑战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利率市场化、经济结构调整、经济风险上升,使得银行负债资金多元化,信贷资产规模占整个资产比重迅速下降,投资类资产比重上升。就农商行而言,其优势突出,扎根“三农”,客户黏性较稳定,但农商行现有业务资质,经营领域以及人才方面的约束,使得其转型必将经历“阵痛期”。除了资产负债的变化,农商行还有一个明显变化是表外资产迅猛发展,有的银行理财规模已超出存款规模。在传统以信贷为主的资产结构下,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但是当信贷占比下降,表外资产或者其他非信贷类资产上升时,银行面临的金融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也越来越凸显,这对农商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要求,需要适应这种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建立完备的风险管控和内控管理体系。
  
  7月6日,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该指引是在覆盖了资本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并表管理等各类风险基础上,形成的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的统领性、综合性规则。当金融市场风险已经和信用风险等量的时候,全面风险管理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涉及其他风险管理的模式跟传统信贷风险管理不太一样。因此,在农商行转型过程中,既要把握资产负债结构变动的背景、趋势以及路径,也应深入探讨这个过程中怎样建立与之匹配的能力,尤其是风险管理能力。